应当建立“多维”的财政理论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李俊生
从我国财政学发展以及财政理论建设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30年，有几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改革开放对我国财政理论建设意味着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学界在财政理论的建设上做了什么？我国财政理论的未来方向在哪里？
对第一个问题的浅层次回答是，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带来了财政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春天。实际上，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没有看到改革开放对我国财政理论建设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严格来说，我国的财政学、乃至我国的经济学都属于“舶来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实际上都是根植于西方社会，根植于西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的。要想使它们适用于中国，还必须对之进行改造，使其中国化。但是，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学理论与学科建设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我国财政理论建设实际上是一方面努力挣脱传统理论教条的束缚，一方面拼力吸收西方财政理论与方法的过程，充满了艰难与困惑。对西方财政理论和经济理论的大量吸收甚至照搬，在丰富我国财政理论的同时，也造成了“消化不良”。
为什么会“消化不良”？从理论上说，西方经济学是有假设前提的，比如自由贸易学说和完全市场竞争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全要素的自由流动，然而在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这个假设前提却被修改成资本的自由流动，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排除在外。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认为，如何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经济理论兼收并蓄的同时，在充分了解和掌握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建设和发展能够反映中国财政发展规律的、具有科学的方法论与合理的结构体系的财政理论，已经刻不容缓。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财政学未来的走向应当是建立“多维”的财政理论。建立“多维”财政理论，应基于财政学和财政理论的边缘性特征，基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财税改革和财政理论发展的实践，摈弃现在通行的“一维”的思维方式和“一维”的方法论，以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兼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兼收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以及其他研究成果与方法，同时以满足我国未来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管理与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前提，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财政理论。
30年财税改革成就辉煌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何振一
30年来财税改革始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不仅创造了中国财税发展史上的奇迹，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启迪。我认为，财税改革最大的成就体现在四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