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赋税思想
严复（公元1853～1921年），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 人。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严复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 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 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 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 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 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 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 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 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 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 力。
魏源赋税思想
魏源（公元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清后期 著名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出 “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他指责苛重税 敛，“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认为重 税破坏了纳税人的财产，也就破坏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彼 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渐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 井成墟”，“有因何不种稻稷？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 大，纳过官粮余秸秷。”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 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 亡而国非其国矣”。他所强调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提出这 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魏源还对生产经 营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对财政税收的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例 如他认为淮盐成本之高是由于细商所支付的浮费和勒索太多。 如果废除细商专卖制度允许散商凭票运销，即可大大降低成本 从而降低价格，这样既可促进食盐销售，抵制走私，又可增加国 家的盐税收入。魏源的这一观点在我国19世纪以前的经济思想 中是极为罕见的。
林则徐赋税思想
林则徐（公元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 人。是中国近代初期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伟大政治家和先进思 想家。林则徐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禁烟派的领袖，他从国家财政 方面痛斥鸦片走私对中国的桅，“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 之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主张严禁鸦 片堵塞漏卮，以培国本。为克服鸦片走私带来的“银荒”，林则 徐建议“减浮费”以使商民获得比较稳定可靠的赢利，即减轻 封建政府对开矿商民所征收的各种捐税。他认为，对各种“名目 愈多”的捐税，“虽不能尽裁，亦必须大减”。当时，封建士大夫 们囿于自然经济的观点，一般不能从经济角度认识对外贸易，也 不重视关收入，林则徐却主张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认为开征 关税可使国家获利，并主张用关税收入制造新式武器，加强国 防力量。他说“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 一，制造炮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这是林则徐 以夷制夷思想在赋税方面的体现。
黄宗羲赋税思想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浙江余姚人。明清 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 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 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 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 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 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 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 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 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 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 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 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 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 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张居正赋税思想
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字叔大，江陵（今湖北江陵） 人。明代政治家、理财家。神宗时任内阁首辅，执掌国政长达10 年。他曾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有 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改善了明王朝的财政状况，并在客观上 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张居正主张取财有制，用财有节。指出 “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 用之无节则乏。”反对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横征暴敛，“今国赋 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 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张居正主张“固本安民”，不事聚敛。他强调“致理之
道，莫要于安民。”“民本邦固，即有水旱盗贼敌国外侮之虞， 而人心爱戴乎上，无土崩瓦解之势，则久安长治之术也。”为了 做到固本安民，张居正反对赋税负担不均，官吏贪污舞弊，豪强 兼并偷漏等现象和行为。他说“今风俗侈靡，官民（指富民）服 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 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 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病 民之大者。”他提出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是“理逋负所以是国 也”，“清隐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间 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即清理欠税，惩办贪污、清 查隐田。这些思想应用于一条鞭法的改革实践中，取得了显著 成效。张居正还主张农业和商业互为依存，互相促进，反对在 财政困难时依靠重征商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认为只有减轻赋税 征收才有利于农商发展。他说“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 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 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余以为 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 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农商关系的一种 新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康有为赋税思想
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字广厦，广东南海人，是19 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 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 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 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 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 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 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 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 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我国向者误
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 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 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 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 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梁启超赋税思想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广东新会人。戊戌 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梁启超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 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 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 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 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 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 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 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 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孙中山税收思想
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名文，字德明，广东香山（今 中山市）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提出的经济 纲领之一。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令地主自 报地价，国家向其抽1％的地价税，“并于必要时报价收买之”， 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则全部收归国有。他认为，征收地价税还可 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私人永远不纳税，但收租一项，已成为 地球最富之国”，“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在中国共 产党的帮助下，他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于 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四”的口号。孙中山主张通过征收直接税 节制私人资本，同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建立一种“国家社会主 义”。征收直接税，就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 遗产税，改变国家财源主要取之于农民和商人的旧税法。孙中 山还主张轻税促商，促进货畅其流。他对清末厘金税的弊政深 恶痛绝从为厘金“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 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货畅其流，岂不难乎？”他指出“只有轻税 保商，财源自足”。
